迁徙自由在西方入宪，反映出迁徙在西方从个体生存的偶然迁徙变成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迁徙，表达了文明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内在要求，也符合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⑦。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中，关键领域中相当数量的人没有迁徙动力。
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超过该地区的容纳上限，则生产循环和生活平衡就会被实质性的破坏，社会问题相应就会层出不穷。具体到中国，不论古代因为追逐利益的自然诱致性迁徙，还是戍边或者如明初政府移植人口等强制推动型迁徙，都可看做是迁徙在当时社会基础上的表现。所以，迁徙自由是否能够入宪，已经成为解决诸多关涉迁徙自由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人的一切活动都以生存为基础，追寻能够提供生存的物质资源，必然成为人的第一活动。
这种趋势，也逐渐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影响。作为直接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大的民工潮掀起一场自发的人口迁徙运动。例如，英国推出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其主要采用的审理模式是当事人主义而非职权主义。
(三)行政裁判性权能有利于纠纷解决 事实上，行政裁决是对私人之间、公私之间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纠纷的一种非强制介入方式。此外，行政判断的居中性还体现在回避制度上。在当时，该法起草机构负责人就明确指出行政复议具有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特点，不宜、也不必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的(救济)程序，不必使行政复议司法化。二、行政司法化的合理性证成 德国法学家奥托•迈耶曾提出：法治国意味着对行政尽可能的司法化。
新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行政应当回归到以自身价值为主体的位置，并形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民主、责任、效率并存的价值体系。例如，美国的行政听证，英国的行政裁判所等制度就顺势而生。
但是，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审查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于是，为了保证行政过程与结果的公平公正，行政主体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司法化，其体现在行政执法机关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技艺化。(32)有关行政自制的讨论，参见崔卓兰、刘福元：《行政自制——探索行政法理论视野之拓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3期。(12)这样，法学教授、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具备的法治智识、实践经验等技艺理性，通过资质的限定与准入、执法的培训与考核，(13)以及具体执法的磨炼，乃至法律人应邀参与等各个路径，分别被注入或安排到行政判断与行政程序之中。
在我国市场经济领域的商标复审、专利复审、反垄断执法等司法化的行政裁决制度也得以逐步发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各级政府行使行政权，各级法院和检察院行使司法权。又如，国务院法制办发布《关于在部分省、直辖市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的通知》(2008年)之后，目前已有24个省(区、市)的190多个市、县开展试点。同时，在错误政绩观与社会管制理念的鼓噪之下，伴之而来的是实体法规定的行政权很容易被基层政府滥用而异化，产生了无法回避的诸多行政失范问题。
因此，在目前无序信访现象突出、公民私力救济失当、司法公信力不足的现状之下，将一部分社会矛盾及时导入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裁判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中，发挥其专业性强、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不断挖掘并发挥其司法化的定分止争功能，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也是现阶段我国以多元手段与方式加强社会治理的一条可行之策。因此，从我国行政权内部实际分工来看，行政与司法、立法确实存在着权能交叉现象，互相的边际亦不那么清晰(见图二)。
(16)之后，具备司法权能的美国独立规制机构、英国行政裁判所等组织应势而生，司法化的制度也跟附出台。再后，孟德斯鸠提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理论，并洞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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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行政权是构建在类型化基础之上的，那么针对在性质、特征与功能本就接近司法权的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行政行为，可以在行政判断、行政主体、行政程序等方面植入更多司法化因素。应当说，司法与行政二者的权能有明确的界分。
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2012年全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统计分析报告》显示，当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110543件。同时，由于政府的权力急剧扩张及其立法权的获取，因此，行政权往往绑架其他权力，导致上述四种控权模式的功能难以发挥。
(30)这就是一种有限的司法审查，只要求行政机关对事实认定有合理的证据支持就够了，并不强求行政机关对案件证据的判断必须是完全正确的。而行政司法化则糅合了以上四种控权模式的优点，通过前文所介绍的实体立法增强行政的居中性、被动性，防止行政越位并勾勒行政权的边界。
但是，实际上行政权与司法权、立法权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6) 其二，司法证据规则的植入。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委任司法化来化解。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7条第2款借鉴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了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方法。
例如，2013年，湖北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3598件，而当年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应诉案件1335件。(4)参见姚莉：《法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
二是行政判断的被动性。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既是当事人，又是决定人，具有球员兼裁判的特征。
(28)近年来，此类负面案例可谓层出不穷。(18)塔西佗陷阱本是一则西方政治学的定律，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参见[古罗马]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27)目前，我国有关委任司法的专门立法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渔业纠纷仲裁法》。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强烈反对司法行政化，但针对行政司法化的异议却不多，当然也没有多少国内学者投身这方面的研究，既有的近期文献大多聚焦在行政复议司法化这个命题上，忽视了对行政司法化这种现象的整体性、全貌性的研究一是条件方面，既有现实性（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列举，也有障碍因素（阻力或压力）的回应。[5]至于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则彰显了迁徙自由与其他相关宪法权利的紧密联系，这说明的是迁徙自由的宪法地位，昭示其应在宪法文本中有一席之地。
[20]如前所述，从迁徙自由之形式意义上的行动自由看，我国宪法第37条之人身自由规定亦可以用来解释迁徙之自由，但是，在广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现状下，仅仅强调人身自由，于公民迁徙自由的保障意义并不大，对新型城镇化之人的城镇化以及户籍制度改革之同等待遇的政策导向，也缺乏解释力和规范效用。[38]欣喜的是，最新修订的《选举法》已经实施，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原则已经得以确立，[39]农民的平等选举权亦由此得到很大程度的保障。
另外，以Brennen为首，协同另外三位大法官所提的意见书也明确认为，依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不得根据居住时间的长短而给予州民不同的待遇。而我国的宪法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尤其是，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还处于初级状态，相关的实体与程序要件非常粗疏。
[26]参见陈慈阳：《宪法学》，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15页。许志雄等：《现代宪法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63页。
